魏星宇：激进的学生和成熟的母性—论西北红色校园戏剧中女性形象

西北地区红色校园戏剧中的主要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激进的学生形象和成熟的母性形象两大类，其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薇和崔再冰。

西安音乐学院实验剧团演出的《战火青春》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怀着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和成长进步的渴望，在经过特殊条件下的淬炼和考验后，最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故事。剧中的李薇是在炮火中丧失了亲人的可怜孩子，当她坚定了前往延安的信念时，她的激进特点被激发了出来。

在团队之中产生内部矛盾的时候，她没有任何犹豫和妥协，坚定着前往延安的信念；当被八路军误捕的时候，她敢于起身暴露自己的女学生身份，为自己申辩；当国民党将领威逼利诱的时候，她干脆地拒绝一切优越条件，不到延安誓不罢休；当爱情冲击着她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她果断与暗恋的对象划清界限，从此决裂。总之，她的每一个决定都洋溢着青春的无畏与果敢。如果这个女性形象是崔再冰的话，她处事会更加圆滑和谨慎，而非如李薇一般不管不顾，勇往直前。

咸阳师院剧社的《国茯》以红军长征、抗战爆发为历史背景，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茯茶的生产和销售，讲述了泾阳两代茯茶人的家国情怀故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巨大的感召力，以及泾阳茯茶人坚守正义、追求光明的高尚情操，勾勒了泾阳茯茶的发展脉络和“国茯”的历史地位。剧中的崔再冰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行为并非李薇那般不留后路，甚至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鲜明思想性格的矛盾和分裂。在第三幕相助的最后一个事件中，崔再冰嘱托女儿可儿“女儿家不比男孩子”，这与她要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在全剧中也只有这一段，崔再冰卸下了作为女强人的骄傲和防备，流露出了女性的柔软。这样的母性形象在西北民族大学满天星剧团演出的《映山红》中也有。该剧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征后，离江西瑞金不远的红花乡遭到匪军侵袭，一大批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红花乡留下来的党员处于危难之际，女共产党员梁玉梅站了出来带领大家和敌人殊死搏斗。故事曲折跌宕，情节细腻感人。剧中的主人公梁玉梅对孩子的爱护和照顾与崔再冰相比，似乎太无情。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也就是对自己孩子的爱。

相比于激进的女学生的形象，成熟的母亲形象显然更加饱满、层次更加丰富。但在不同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设置对主题的表达有着不同的意义。正是因为每个角色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观众才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体会历史中的女性群像，进而在不同的角色身上获得多样化的共情与鼓舞。

在我搜集并阅读文献期间发现，在校园戏剧批评领域鲜有关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校园戏剧作品中，以女性视角展现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样的课题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大学生是社会中较为激进和敏感的群体，敏感更几乎是优秀的艺术创作者共同的性格特征。因此，称校园戏剧为社会现实的晴雨表也并不为过。而批评者在关注校园戏剧创作时不应该只从作品的角度进行孤立的作品研究，而应该从整体的历史学思维进行纵向的作品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转变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或许更加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受政治博弈、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女性主义研究的热度把持在一个较高的状态。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红色校园戏剧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反哺创作者进行更好的创作，更能在传播领域中实现正本清源的作用，某种程度上降低观众对女性主义的误解。校园戏剧作为艺术作品，应当是现实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化体现，应该是戏剧艺术中最为纯粹的部分，不仅应该给大学生带来消遣和娱乐，更应该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实现反映、揭露现实，引人深思的教育目的。这不仅是作者的任务和使命，也是批评者应该看到和承担的使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