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盘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磁带，被丢进抽屉的那个下午，天气燥热，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切不开凝固的空气。
我叫陈哲，92年，25岁，飘在北京。
说飘都是抬举自己，其实就是混。
住在二环边上一个不知道转了多少道手的分租房，一个小单间，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没了。
窗外就是邻居家的厨房，一天到晚都是呛人的油烟味。
我不是北京人，大学毕业没回老家，一门心思想搞音乐。
在那个年代，这不叫理想，叫妄想。
我白天在一家琴行打工，教小孩弹吉他，晚上就窝在自己的小单间里写歌。
写的歌，大部分都跟窗外的油烟一个下场，呛自己一鼻子灰，然后烟消云散。
林薇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是我们琴行老板一个远房亲戚，从南方一个小城过来，想在北京闯一闯。
第一次见她，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连衣裙，站在琴行门口，怯生生的，眼睛却贼亮，像两颗黑曜石，把周围所有的光都吸进去了。
老板让我带带她，说她想当歌手。
我心里撇嘴，想当歌手的姑娘，在北京，从这儿能排到天安门。
但我也没说啥，就递给她一把最便宜的练习琴。
“会弹吗？”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会一点点。”
她一开口唱歌，我就知道，这事儿可能有点不一样。
她的嗓子，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清亮，干净，带着一种南方水汽的湿润，但里面又藏着一股子野劲儿，像一团怎么也浇不灭的火。
她唱的是当时最火的港台口水歌，可硬是让她唱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一种不甘心的味道。
我来了点兴趣。
“别唱这些了，”我说，“没劲。”
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捏着衣角。
“那……唱什么？”
我从桌子底下扒拉出一堆稿纸，那是我写的歌，一首首的，全是心血，也全都是废纸。
我随手抽出一张，递给她。
“试试这个。”
那首歌叫《尘埃里的花》。
写的是我自己。
写的是每一个在北京这座巨大、冷漠的城市里，像一粒尘埃一样漂浮，却又不甘心就这么被踩进泥里的年轻人。
“霓虹闪烁，照不亮回家的路。车轮滚滚，碾过昨夜的梦。”
歌词有点丧，但曲子是往上走的，带着一股子执拗的劲儿。
林薇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稿纸，没说话。
她很聪明，看了几遍，就哼出了调子。
她没用吉他，就那么清唱。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风吹雨打，淋不湿我的渴望。”
当她唱出这一句的时候，我感觉我那间油烟味的小屋，好像瞬间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只有她的声音。
那声音里有委屈，有迷茫，有不忿，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野蛮的生命力。
她把我想表达的，但没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全唱出来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
她唱完，有点紧张地问我：“……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
我半天，才憋出两个字。
“牛逼。”
从那天起，林薇就天天往我这儿跑。
琴行的工作一结束，她就钻进我那小破屋。
我弹吉他，她唱歌。
我把我压箱底的歌一首一首地掏出来给她唱。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又穷又破，但好像在发光。
每天晚上，我那小屋里都飘着她的歌声，和楼下炒菜的油烟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属于92年夏天的味道。
我们聊音乐，聊未来。
她说她想在最大的体育馆开演唱会，让所有人都听她唱歌。
我说我想写一首能被所有人记住的歌，就算我死了，歌还在。
我们俩就像两只在黑夜里互相舔舐伤口的野猫，彼此取暖。
我承认，我有点喜欢她。
不，不是有点。
是很喜欢。
我喜欢看她唱歌时眼睛里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儿。
喜欢她听我弹琴时，那种专注又崇拜的眼神。
但我不敢说。
我拿什么说？
我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能给她的，只有那些不值钱的歌。
《尘埃里的花》成了她唱得最好的一首，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首。
我找朋友借了一台破录音机，给她录了一个小样。
录音效果很糙，背景里甚至能听到邻居吵架的声音。
但林薇的声音，像钻石一样，从这些嘈杂的背景音里，硬生生地冲了出来。
她拿着那盘磁带，宝贝似的。
“阿哲，”她第一次这么叫我，“这歌……能给我吗？”
我愣了一下。
“什么叫给你？”
“就是……我想拿着它，去找找机会。”她的眼睛又变成了那两颗黑亮的黑曜石，“他们说，现在唱片公司都在找新歌，找能捧红人的歌。”
我的心，咯噔一下。
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那感觉就像，你养了很久的一盆花，自己都舍不得摘，现在有人跟你说，她想把它摘走，插在更好看的花瓶里，让更多人看见。
理智上，我知道这是好事。
但情感上，我舍不得。
“这歌……”我犹豫了。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她急了，眼圈有点红，“等我，等我火了，我一定……我一定告诉所有人，这歌是你写的！我把版税都给你！我……”
她有点语无伦次。
看着她那张急切的、漂亮的脸。
我心软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笑了笑，装作很洒脱的样子。
“行啊，拿去吧。”
“真的？”她不敢相信。
“真的，”我说，“不过你得答应我，要是火了，得请我吃顿好的。”
她破涕为笑，用力地点头。
“一言为定！”
我们当时，甚至没签什么正经合同。
就在一张油腻的餐巾纸上，我写了“《尘埃里的花》词曲授权林薇演唱”，签了我的名字。
现在想想，真是个笑话。
那张餐巾纸，可能早就跟擦过嘴的垃圾一起，不知所踪了。
林薇拿着那盘磁带走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像是消失了一样。
我去琴行，老板说她辞职了。
我打她呼机，再也没有回复。
我像是做了一场盛大又短暂的梦。
梦醒了，小屋里又只剩下我和呛人的油烟。
我继续教琴，写歌，把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
偶尔，我也会想起林薇，想起她唱歌的样子。
心里会泛起一点点酸涩的期待。
她成功了吗？
我的那首歌，有没有被唱片公司的人听到？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刚给一个五音不全的小胖子下课，累得半死，坐在琴行里喝水。
琴行的收音机里，正放着当时最火的音乐排行榜。
主持人用一种打了鸡血的语调喊着：“……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本周空降榜首的金曲！来自新人歌手林薇的——《尘埃里的花》！”
我一口水，全喷了出来。
我以为我幻听了。
然后，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
编曲比我的demo精致了一万倍，华丽的弦乐，厚重的鼓点，把那首歌包装得像一个穿着水晶鞋的公主。
然后，林薇的声音，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
还是那个声音，但更自信，更技巧，也……更遥远了。
她唱着我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琴行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静静地听着。
老板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嘿，阿哲，这歌可以啊，有点你的意思。”
我没说话。
我感觉我的血，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歌放完了，主持人用更激动的声音说：“真是太好听了！这首《尘埃里的花》，由我们惊才绝艳的新人林薇，一手包办词曲！真是太有才华了！”
“词/曲：林薇。”
这五个字，像五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冲出琴行，疯了一样地跑到街角的音像店。
林薇的巨幅海报就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上的她，化着精致的妆，眼神冷艳，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再也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连衣裙的女孩了。
我冲进去，拿起一盘她的磁带。
翻过来。
在《尘埃里的花》后面，清清楚楚地印着那五个字。
词/曲：林薇。
我的名字，像一个笑话，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一刻，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音像店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
愤怒，屈辱，背叛，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心碎。
所有的情绪，像一锅烧开了的沸水，在我胸口里翻腾。
我拿着那盘磁带，像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回了我的小屋。
把自己关在里面，三天三夜。
我没开灯，没吃饭，就坐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听那盘磁带。
听她用我给她的旋律，唱着她偷走的人生。
我试图给她打电话。
她以前留给我的那个呼机号，早就是空号了。
我去她之前租的那个小破地方，房东说她早就搬走了。
我去了她的唱片公司。
一个叫“星海唱片”的地方，在市中心一座亮晶晶的写字楼里。
我穿着我那件洗得起球的T恤，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堂里，像个要饭的。
前台小姐用眼角打量我。
“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
“我找林薇。”我的声音干得像砂纸。
“林小姐很忙，请问您是哪位？”
“你告诉她，陈哲找她。”
前台拨了个内线，说了几句，然后用一种怜悯又鄙夷的眼神看着我。
“抱歉，林小姐说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
好一个不认识我。
我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冲着前台吼：“你让她下来！你让她当着我的面说不认识我！”
两个保安立刻冲了过来，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的胳膊。
“先生，请你出去！”
“林薇！你这个骗子！你给我滚出来！”
我像一头疯了的困兽，徒劳地挣扎着，咆哮着。
回应我的，只有大堂里其他人看热闹的目光，和保安越来越不耐烦的力气。
我被他们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了那座写字楼。
扔在了滚烫的大马路上。
那天下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
我躺在地上，看着那座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像一座巨大的、冰冷的墓碑。
我的梦，我的歌，我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爱情，都被埋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开始酗酒。
每天晚上，把自己灌得烂醉。
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我才能暂时忘记那首无处不在的歌。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路边商店的音响里，甚至连邻居家吵架的间隙，都能听到林薇那该死的声音。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我一听到这句，就想吐。
我砸了我的吉他。
那把陪了我七八年的老伙计，被我狠狠地摔在墙上，琴颈断裂，像一个被扭断了脖子的人。
我再也没写过一个音符。
我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朋友们都劝我。
琴行老板老王，一个面恶心善的中年男人，抓着我的领子说：“阿哲，你他妈有点出息！为了个娘们儿，值吗？歌没了，再写！天塌不下来！”
是啊。
天塌不下来。
但我的天，已经塌了。
那种感觉，没人能懂。
不是失去一首歌那么简单。
是你用灵魂浇灌出来的东西，被人生生挖走，贴上别人的标签，然后告诉你，这东西从来就跟你没关系。
是你的存在，被彻底地抹杀了。
我试过找律师。
律师问我：“有合同吗？”
我想起了那张油腻的餐巾纸。
“有证据吗？证明你是原创。”
我只有一盘录音很糙的demo。
律师摇了摇头，说：“难。人家现在是大明星，有最好的团队，你拿什么跟人斗？”
是啊。
我拿什么跟人斗？
我就是那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而她，已经被人摘走，插在了水晶花瓶里，享受着所有人的赞美和灯光。
我认了。
或者说，我放弃了。
我每天就靠着酒精，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
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她。
一个当红的访谈节目。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坐在沙发上，优雅得像个公主。
主持人问她：“林薇，我们都知道，你的成名曲《尘埃里的花》是你自己创作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创作心路吗？”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
我倒要看看，她能编出什么花儿来。
林薇的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水。
她用一种带着哭腔的、无比真诚的声音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一个人在北京，住在一个很小很破的房间里，每天都吃不饱饭，看不到任何希望。”
“有一天晚上，又下着雨，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世界，感觉自己就像一颗尘埃，随时都可能被吹散。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旋律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她开始哼唱。
“……歌词，也一句一句地冒了出来。‘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那是我对自己说的，也是对所有还在挣扎的朋友说的。我想告诉大家，就算在最深的泥土里，也要用尽全力，开出自己的花。”
她说得声情并茂，眼泪恰到好处地滑过她完美的脸颊。
主持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现场的观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坐在电视机前，浑身发抖。
不是气的。
是冷的。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贪图名利，一时鬼迷心窍。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她不仅偷了我的歌，她还偷了我的人生，我的挣扎，我的痛苦。
她把我的灵魂，当作战利品，在全国人民面前，炫耀。
我关掉电视。
屋子里一片死寂。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邻居家的油烟，还是一如既往地呛人。
远处，是城市的霓虹，模糊一片。
我突然，就笑了。
笑出了眼泪。
陈哲啊陈哲，你真是个。
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
你以为你遇到的是知音，是爱情。
其实，你只是人家垫脚石。
用完了，一脚踢开，人家还嫌你脏了她的鞋。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对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剩下的，只有恨。
和一种死灰复燃的，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不能让她，踩着我的尸体，安安稳稳地当她的“才女”。
我得做点什么。
我从床底下，翻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
箱子里，是我所有的“废稿”。
还有那盘，我亲手录的，《尘埃里的花》的demo。
磁带有点受潮了。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那台破录音机里。
按下播放键。
“沙沙”的电流声之后，我粗糙的吉他声，响了起来。
然后，是我年轻的、带着点嘶哑的嗓音。
“霓虹闪烁，照不亮回家的路……”
这是最初的版本，歌词和后来林薇唱的，有几处不一样。
更直白，也更愤怒。
然后，是林薇的声音。
那时候的她，声音里还没有后来的圆滑和技巧，但充满了原始的、动人的力量。
她跟着我的吉他，一遍一遍地唱着。
录音里，还录下了我们的对话。
“阿哲，这句是不是太丧了？”
“丧吗？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好吧。那我再试一次。”
听着这些声音，我感觉像是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那个世界里，有一个相信梦想的傻子，和一个眼神清亮的姑娘。
现在，傻子还在，姑娘却不见了。
我拔出磁带，紧紧地攥在手里。
这是我唯一的武器。
我找到了老刘。
老刘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当了记者，在一家半死不活的音乐杂志社。
是个愤世嫉俗的滚刀肉，圈里人都烦他，因为他总写一些不讨喜的真话。
我在一个路边摊找到他。
他正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二锅头。
我坐下来，把那盘磁带，推到他面前。
“听听。”
老刘瞥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磁带。
“什么玩意儿？”
“我的尸骨。”我说。
老刘皱了皱眉，没说话，拿起磁带，在手里掂了掂。
他没立刻答应我。
他回去听了磁带。
三天后，他呼我。
“妈的，”他在电话那头说，“这事儿我管了。”
老刘的杂志社，小得可怜，影响力约等于零。
他想把稿子发到大报纸去，但人家一听是跟当红炸子鸡林薇有关的负面，都跟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没人敢登。”老刘很丧气，“星海唱片在媒体圈的关系，硬得很。”
“那就没办法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别急，”老-刘说，“正路走不通，咱们就走野路子。”
他所谓的野路子，是北京当时一个半地下的摇滚圈子。
那是一群跟我一样，穷得叮当响，但无比高傲的家伙。
他们看不起港台口水歌，更看不起林薇这种靠包装和一首歌就红起来的“流行偶像”。
老刘带着我，去了一个叫“嚎叫俱乐部”的livehouse。
里面烟雾缭绕，震耳欲聋的音乐，几乎要把天花板掀翻。
老刘跟这儿的盘口很熟。
他跟一个扎着马尾、满身文身的哥们儿耳语了几句。
那哥们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老刘又把那盘demo递了过去。
半小时后，舞台上的乐队演出结束。
那个马尾哥走上台，拿过话筒。
“哥几个，姐几个，都静一静。”
“今儿，咱们听个不一样的东西。”
他把我的那台破录音机，接上了现场的音响。
巨大的电流声，让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然后，我的吉他声，通过巨大的音响，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
接着，是我和林薇的声音。
整个俱乐部，死一样地安静。
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
他们都是玩音乐的，都是行家。
他们能听出，demo里的那个男人，吉他弹得虽然糙，但很有灵气。
他们也能听出，那个女人的声音，是真的好。
更能听出，这首歌，是真的牛逼。
demo放完了。
马尾哥把话筒递给我。
“说吧，怎么回事。”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几百双眼睛。
有好奇，有同情，有不屑。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把我跟林薇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从琴行初见到小屋录音，从餐巾纸协议到星海唱
大堂的对峙。
我没添油加醋，也没刻意卖惨。
就只是陈述。
讲完，我鞠了一躬。
台下，一片寂静。
然后，不知道是谁，先鼓起了掌。
接着，掌声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有人在台下喊：“牛逼！这歌就该是这个糙老爷们儿的！”
“林薇算个屁！流行乐的婊子！”
“哥们儿！再来一首！”
那一刻，我积压了几个月的屈辱和愤怒，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件事，很快就在北京的摇滚圈里传开了。
虽然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报道，但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有时候比官方新闻还快。
《尘埃里的花》的词曲作者另有其人，这个“秘闻”，成了圈内人尽皆知的八卦。
星海唱片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他们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说我是一个“心怀叵测、蹭热度的无名小卒”，说那盘demo是我“恶意剪辑伪造”的，并威胁要对我提起诉讼。
林薇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发布会上，她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遭到了入行以来最恶毒的诽谤”，说音乐是她“唯一的梦想和生命”，她“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她演得太好了。
楚楚可怜，义正辞严。
大部分的公众，都选择了相信她。
我的名声，在普通人那里，算是彻底臭了。
“那个想敲诈勒索的。”
“想红想疯了吧。”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小丑。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因为我知道，该听到的人，已经听到了。
那些真正懂音乐的人，那些我真正在乎的人，他们心里有数。
这就够了。
那段时间，嚎叫俱乐部成了我第二个家。
马尾哥，也就是那儿的老板，叫老炮。他直接让我住在了俱乐部楼上的小阁楼。
我开始重新弹琴，写歌。
我把我这几年的经历，那些愤怒，不甘，痛苦，全都写进了歌里。
我的歌，不再是以前那种自怨自艾的小情小调。
变得尖锐，直接，像一把刀子。
老炮听了我的新歌，拍着我的肩膀说：“操，你早该这么写了。”
他给我组了个乐队，就在俱乐部里演出。
我们乐队，没名儿。
就叫“陈哲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次演出，台下稀稀拉拉没几个人。
我唱着我的新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
“你偷走了我的歌，你偷不走我的魂！”
“你穿着华丽的衣裳，在名利场上撒着谎！”
唱完，台下一个哥们儿把手里的酒瓶子往地上一摔，喊：“妈的，唱得解气！”
慢慢地，来看我们演出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是听说了我和林薇的破事儿，专门跑来看热闹的。
但听完我们的歌，他们被留下了。
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虽然还是穷，但心里那股子气，顺了。
林薇呢？
她在那次风波之后，更红了。
《尘埃里的花》成了年度金曲，她拿奖拿到手软。
她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流行符号。
只是，她再也没有拿出过一首，能和《尘埃里的花》相提并论的作品。
她后来出的那些歌，精致，华丽，也空洞。
像一个个漂亮的假人，没有灵魂。
有一次，我们乐队在一个音乐节上演出。
巧的是，林薇也是表演嘉宾。
她是压轴。
我们在一个小舞台，她在最大的主舞台。
我们演出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
台下，几百个观众，穿着雨衣，或者干脆淋着雨，跟着我们一起合唱。
“就算被踩进烂泥里，也要开出带刺的自己！”
唱到最后，我自己也吼得声嘶力竭。
演出结束，我们浑身湿透地回到后台。
经过主舞台后台入口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她被一群人簇拥着，撑着伞，众星捧月一般。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隔着雨幕，交错了那么一秒钟。
她的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或许是心虚？
我不知道。
我只是冲她，咧嘴笑了笑。
一个充满嘲讽的，无声的笑。
她飞快地转过头，钻进了保姆车。
那是我最后一次，离她那么近。
那场风波，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水里。
虽然掀起了一些波澜，但水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林薇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巨星。
我依旧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地下歌手。
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不再酗酒，也不再失眠。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上。
我们乐队，在北京的地下摇滚圈，渐渐有了点名气。
老炮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就在俱乐部的阁楼里，用最简陋的设备。
专辑的名字，叫《被偷走的人生》。
封面，是我自己画的。
一朵从泥土里，挣扎着向上生长，开得血红的花。
这张专辑，没法在市面上公开发行。
我们就自己刻录磁带，在演出的时候卖。
没想到，卖得还挺火。
来听我们歌的人，越来越多。
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再到把小小的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在我粗砺的歌声里，好像也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出口。
那些被老板骂的，被女朋友甩的，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在我们的音乐里，找到了共鸣。
我们成了他们的嘴替。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摇滚乐，有过那么一个短暂的春天。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那趟车。
我们开始去外地巡演。
坐着绿皮火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
条件很苦，经常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简单的盒饭。
但我们很快乐。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跟着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流汗，一起疯狂。
那种感觉，比挣多少钱，比有多大名气，都来得更真实，更过瘾。
而林薇，在那之后，似乎开始走下坡路了。
她的第二张，第三张专辑，反响平平。
人们开始说，她江郎才尽。
“除了那首《尘埃里的花》，她还有什么？”
她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和商业活动上，维持着自己的热度。
但她的眼神，越来越疲惫，也越来越空洞。
有一次，我在一本八卦杂志上，看到她的专访。
记者问她，对于当年的“抄袭风波”，现在怎么看。
她的回答，很官方，很圆滑。
但最后，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其实，我很怀念，当年那个在小黑屋里，可以不管不顾，放声歌唱的自己。”
看到这句话，我愣了很久。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子恨意，突然就淡了很多。
她也挺可悲的。
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名气，财富，地位。
但也永远地失去了，那个能让她放声歌唱的小黑屋，和那个愿意把所有好歌都给她的傻子。
她用一首歌，换了一辈子的枷锁。
而我，失去了一首歌，却找回了整个世界。
这么一想，好像还是我赚了。
巡演的路上，有一次，我们到了林薇的家乡。
一个潮湿的，黏糊糊的南方小城。
演出结束，我和老刘去吃宵夜。
在一个大排档，我们聊起了林薇。
“你说，她现在后悔吗？”我问老刘。
老刘喝了一口啤酒，打了个嗝。
“谁知道呢。不过，就算后悔，她也回不了头了。”
“路是她自己选的。”
是啊。
路，都是自己选的。
我选了这条又穷又破，但自由自在的路。
她选了那条金碧辉煌，但处处是陷阱的路。
我们都没错。
只是，道不同。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想起她。
我们的生活，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她在她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
我在我的地下世界里，自得其乐。
时间一晃，就到了新千年。
北京的摇滚乐，彻底凉了。
老炮的“嚎叫俱乐部”，也关门大吉。
我们乐队，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大家都要生活，都要养家糊口。
音乐，终究不能当饭吃。
我没再搞乐队。
但我也没离开这个圈子。
我成了一个幕后制作人。
凭着这些年在圈子里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倒也饿不死。
我给一些新人写歌，帮他们做专辑。
我写的歌，不再像以前那么愤怒了。
多了一些平和，和对生活的调侃。
偶尔，我也会在录音棚里，碰到一些还记得当年那些事儿的老朋友。
他们会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说：“阿哲，要是当年那首歌没被偷，你现在估计也是个腕儿了。”
我只是笑笑。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有一次，我给一个刚签约的新人女歌手做专辑。
那女孩，嗓子条件很好，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林薇。
但她没林薇那么大的野心。
就是个安安静-静静，喜欢唱歌的小姑娘。
有一天录完音，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陈老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吧。”
“圈里都说，当年林薇那首《尘埃里的花》，是您写的，是真的吗？”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充满好奇的眼睛。
我沉默了一会儿。
“都过去了。”我说。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首歌，真好听。”她说，“我以前学唱歌的时候，练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蛰了一下。
原来，那首歌，已经影响了这么多人。
原来，它并没有因为那场肮脏的争夺，而失去它的生命力。
它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各个角落，在不同的人心里，开出了不同的花。
这就够了。
至于那朵花上，刻的是谁的名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又过了很多年。
我也从当年的“阿哲”，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老师”。
我结婚了，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还是在做音乐，只是不再为了证明什么。
音乐，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
一个怀旧音乐节目。
节目里，盘点着90年代的经典金曲。
当《尘埃里的花》的旋律响起时，我下意识地，就想换台。
但我女儿，突然指着电视，兴奋地叫了起来。
“爸爸，爸爸，快看！是林薇阿姨！”
我愣住了。
电视上的林薇，已经不再年轻。
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她的脸上，就算浓妆也掩盖不住。
她穿着一身华贵的礼服，站在舞台中央。
她又唱起了那首《尘埃里的花》。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疲惫。
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清亮和野性。
她唱得很用力，很技巧，每一个转音，都无可挑剔。
但，没有了灵魂。
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在精准地，重复着二十多年前的辉煌。
一曲唱罢。
主持人上台，问她：“林薇姐，这首歌对您来说，一定有很特别的意义吧？”
我以为，她又会像以前一样，说出那套准备好的，关于梦想和奋斗的漂亮话。
但是，她没有。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所有人都以为，是音响出了问题。
然后，她对着镜头，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它的词曲作者，叫陈哲。”
“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亏欠了半生的人。”
“今天，我想在这里，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也想替这首歌，谢谢他。”
说完，她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感觉像被一道雷，劈中了。
我老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女儿一脸茫然地问：“爸爸，林薇阿姨在说什么呀？她为什么跟你道歉？”
我没说话。
我只是看着电视里，那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女人。
那一刻，我心里，二十多年的恨，怨，不甘，委屈……
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拿起手机，翻出了老刘的电话。
响了很久，他才接。
“喂？谁啊？大半夜的。”他声音含糊，估计又喝多了。
“老刘，是我。”
“阿哲？操，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看电视了吗？”
“没啊，看那玩意儿干嘛？又没妞儿。”
“……”
我把电视上发生的事，跟他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半天，老刘才骂骂咧咧地说：“操，这娘们儿，总算他妈的干了件人事儿。”
“二十多年了，她图个啥？”
我笑了。
“可能，是图个心安吧。”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上。
夜色如水。
远处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
我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二十多年前，我站在这座城市的尘埃里，仰望着那个光芒万丈的她。
二十多年后，她站在聚光灯下，向尘埃里的我，低下了头。
人生，真是个奇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第二天，这件事，成了所有娱乐新闻的头条。
“林薇承认假唱门，向原创作者陈哲道歉。”
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
无数的记者，想采访我。
无数的节目，想请我去做嘉宾。
我都拒绝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迟到了二十多年的正义，还算正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跟这个名字，纠缠下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信息。
打开，里面是一盘磁带。
和一封信。
磁带，是我当年录给她的那盘demo。
信，是手写的。
字迹，娟秀，但有些颤抖。
“阿哲：
见信如唔。
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能收到。
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愿意见到我的名字。
这盘磁带，我保留了二十七年。
每一次搬家，每一次身处绝境，我都舍不得扔掉。
因为它，是我那段黑暗人生里，唯一真实过的东西。
它提醒我，我曾经，也只是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女孩。
也曾经，遇到过一个愿意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的男孩。
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欠了你二十七年。
我知道，这句道歉，太迟，也太轻。
它弥补不了对你造成的任何伤害。
但我还是想说。
当年的我，被名利冲昏了头，被虚荣蒙蔽了眼。
我做了一个，让我后悔终生的决定。
我以为，偷走了你的歌，我就能拥有一切。
后来我才发现，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华丽的空壳。
而我失去的，是我的灵魂，和我唱歌的快乐。
这些年，我活在巨大的谎言和恐惧里。
我害怕有一天，真相会被揭穿。
我更害怕，夜深人静时，面对镜子里那个陌生的，面目可憎的自己。
《尘埃里的花》，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也是我一辈子的诅咒。
它成就了我，也毁灭了我。
现在，我把它，连同那个被我偷走的人生，一起还给你。
或许，太晚了。
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你。
我知道你组了乐队，出了专辑。
我知道你后来成了很厉害的制作人。
我知道你，没有被我毁掉。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你才是那朵，真正开在尘埃里，并且，永远不会被污染的花。
为你高兴。
勿念。
林薇”
看完信，我把它，连同那盘磁带，一起锁进了我书房最底层的抽屉里。
我的妻子，什么都没问。
她只是走过来，从背后，抱住了我。
“都过去了。”她说。
是啊。
都过去了。
那个属于我们的，混乱又滚烫的九十年代，过去了。
那首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歌，也终于，尘埃落定。
后来，林薇彻底退出了歌坛，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听说，她回了她的南方小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而我，还在北京，还在写歌，还在做音乐。
我的女儿，也喜欢上了音乐。
她有时候，会把我那把老吉他抱出来，歪歪扭扭地弹。
有一天，她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了那张《被偷走的人生》的专辑。
她指着封面上那朵血红色的花，问我：“爸爸，这画的是什么呀？”
我摸着她的头，笑了。
“这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